10月13日，終于在英國大使官邸看到了前來中國巡展的赫里福德大教堂館藏1217年版《大憲章》和英王約翰1215年手稿原本。

　　《大憲章》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文件之一，這一英王與英國貴族最初在泰晤士河邊草地上所達成的和平解決爭端的公約構成英美法系的根基，也是人類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它使得個人的自由開始成為國際民主和法律原則中的重要部分。大憲章的思想至今仍然能夠為各國施行穩定和具法治精神的憲法提供指導，并鼓勵國與國之間的自由貿易。現場巧遇賀衛方教授，他說，《大憲章》的偉大在于其強大的再生產能力。

　　《大憲章》之所以成為人類的共同財富，不是因為它的具體條款，而是因為它對個人自由原則的確立。時至今日，《大憲章》的條款只有三條半還具有法律效力，然而它對人類社會不懈地追求平等、公正和自由仍具有極大的鼓舞作用。

　　互聯網正走向一個制訂《大憲章》的時刻，必須要求政府保護言論自由和公民的連接權利。正如英國的貴族們在1215年制訂“大憲章”來約束不受歡迎的約翰國王的權力，今天，網民應組織起來遏制政府和企業的權力。

　　互聯網的“憲章時刻”存在三個突出的主題：一是自由與控制的關系，即如何平衡個人權利與安全。不少國家以強調安全之名犧牲公民自由與隱私，此一安全與自由之爭在網絡發展的各個領域都清晰可見。數字社會的復雜性質令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固有的自由與安全的概念。個體公民更加關心自己的數據為何人掌握，政府則看到電腦犯罪、黑客活動、恐怖襲擊等占據國家安全政策和國際關系的核心。我們有可能同時在網上獲得自由與安全嗎？必須認識到，一種互聯網全球文化正在形成，對于表達自由、隱私、信任和安全，用戶共享類似的價值觀和態度，而且他們什么都想要：用戶并不認為表達自由、隱私、信任和安全是彼此排斥的，需要從中進行艱難的抉擇。

　　二是如何建立數字信任。無所不在的互聯網要求我們重新界定信任的邊界，并在數字時代建立新的社會規范。用戶現在可以方便、靈活地收發各種信息，這給網絡法與網絡規范造成了空前挑戰。后者的問題在于，它們幾乎總是落后于技術的發展。網絡行為如何在規制與規范下得以發生和展開？信息的完整性與可靠性如何保證？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是否能共享技術帶來的好處？在不同的語境和社會當中，到底如何才能建立數字信任？這種線上的信任又是怎樣同線下的責任感、透明度等等關聯在一起？在這些方面，我們的問題比答案更多。

　　三是，數字社會的成熟化必然要求填平數字鴻溝與提高網絡素養。網絡接入權與網民素養是網絡社會的基石所在，個人因此而賦權，知識藉此而撒播，從而確保不會有人中途掉下高速前進的互聯網列車。在這里，數字鴻溝不僅意味著網絡接入權的泛化與網絡普及率的提高，還包括上網設備的成本、用戶的技能、應用ICT技術的時間與機會以及用戶使用的目的和影響等多個參數。我們常常看到，數字鴻溝的分裂帶也是社會階層與種族的分裂帶，此外，年齡、教育程度、性別等的差異也不可忽視。例如，年輕的技術精英掌握編程技巧，熟稔代碼，顛覆了傳統精英的位置，致使整個社會彌漫“后喻”文化。然而數字一代的成長也需要新的教育、新的素養以及新的倫理，特別是在年長者對年輕人引領的網絡規范充滿狐疑的情況下。